張璁為正德十六年（1521年）進士，在明世宗初年三度位居首輔，史稱“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迄無若孚敬云”。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他不僅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而且還是一位詩人，一生寫下了大量詩文。其中一篇詩文名為《詠萬》，是張璁唱和王陽明先生的《詠一》而作，反映其“大儀禮”政治思想學術理論和陽明心學之學術思想一次隱晦的分歧。

　　有文友的微信朋友圈內發有扇面拓片，為五言律詩：

　　款署“陽明先生有詠一之作，書于畫面，余得之珍重，復詠萬以和之。羅峰。”羅峰兩字下有“張璁”兩字印，評“神氣完足，值得一觀”。平時很關注鄉土文獻資料的征集，初一看該拓片，驚訝不已。畢竟五百年前先賢的資料難得一見，更何況是閣老大人。圈內知名學者、文友們紛紛點贊。據了解，該拓片在文物市場出現，在某網店里也看到相同的拓片在出售。

　　翻閱張憲文先生校注的《張璁集》之年譜簡編，有如下文字：

　　于此可以得知，王守仁的《詠一詩》書于畫面，張璁和詩《詠萬詩》是將這首詩題在扇面的背面，“書于泥金扇面”。同時，我們也看到張憲文先生是謹慎的：“不見于本集《詩稿》”、“可能”、“其確實時日無可考，姑系于是年”。回到該拓片，就有話可說了。

　　拓片是扇面，或是好事者將張璁《詠萬詩》泥金扇面翻刻于碑石上，這是有可能的。我無法找到唐長孺先生《跋明張璁書扇》一文。請教幾位師友綜合分析可知，此拓片內容、書法特征明顯不同于張璁風格，反倒如同今日之書法家書寫某先人詩文并鐫刻于碑石上再拓印出來。

　　一是詩文內容。據資料得知，張璁的《詠萬詩》與拓片中有一字不符，原詩是“品物形容別，君門萬里多”，拓片里卻是“君門道里多”。萬里、道里都講得通，張璁七次科舉不第，深感宦途渺茫，遙遙難及。或許據詩題，似以“萬里”為妥。

　　二是署名“羅峰”。張璁號羅峰，按道理說也可以這樣署名，面對陽明先生，他這樣的署名是不妥、不敬的，做為一名禮學思想家，張璁是很懂道理的。如《觀荷亭記》署名“張孚敬”，《兄弟巖詩》署名“張璁”，致白梅先生的《別來帖》署名“璁生”，《致同年周黃門書》《慕恩亭記》均作“孚敬”。在《文忠張公神道碑》里倒有“羅峰”，但那是門人葛守禮撰文。

　　三是二字篆印。羅峰二字的“張璁”篆字印很是奇怪，不知從何而來。目前，只發現《致同年周黃門書》中朱印“茂恭”二字印。

　　四是書法風格。據《中國書法》刊《明代張璁其人其事其書》一文中所列的書法作品來看，張璁書法以楷書、草書見長，另《兄弟巖詩》碑是行書，明顯有《集王字圣教序》風格。但該文沒有論及其書法特征。《龍灣歷代書畫集——千年墨跡》中對張璁書法是這樣評價的：楷書以《觀荷亭記》為例，法度森嚴，莊嚴肅穆，有廟堂氣象，筆力遒勁，穩健秀整，具有館閣體書法的明顯特征。有人以《神道碑》為例，說張璁書法“以小楷書法最為出名，基本擺脫了臺閣體的束縛，學魏晉鐘繇和王羲之的小楷書法，寫出了自己的風格特點”，卻不知該碑是吳郡周天球書丹的。草書以《別來帖》為例，線條堅韌，行筆流暢，結構緊湊，字形略長，提按使轉富有彈性，行距疏宕，在中規中矩中達到風神收斂的效果，很有個性。反過來，見此扇形行書，字形略扁，線條、提按、轉折明顯不像張璁特征，倒有許多米芾、黃道周、沈曾植的風格。40多歲的張璁書法不會轉變得這么明顯。

　　但該《詠萬詩》卻是值得研究一番。張璁（1475-1539）的人生經歷、思想以及與王陽明思想的差異可以通過該詩有所反映。

　　張璁也算是一個頗得命運眷顧的人物。24歲中舉人，也算是頗有名氣的一方人物了。但沒想到的是，從弘治十二年（1499年）年到正德十三年在20多年的時間里，七次應考竟然七次名落孫山！張璁感到無奈、絕望，或是恥辱，他也確實累了，決定到吏部掛號、以舉人身份到某偏遠小縣去任職。正德十一年，42歲的張璁帶著夫人蔡氏一同北上，準備到吏部去掛號。“藏三生幾許，掛一漏如何？”無奈啊！對策言難盡，山中相志難酬。

　　這次路過南京，拜訪了王陽明后，張璁改變了自己想法，踏上了全新的人生道路。五年后，第八次參加應試的張璁終于中第。但在觀政期間，張璁就遇到了人生的巨大挑戰：議大禮。他敢與首輔乃至整個明朝官場相抗衡，甚至差點被當街“撲殺”，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判斷和立場，毫不動搖。他以自己的禮學思想、頑強的意志力、不畏權貴的個性、純粹的德行、犀利的手段為明朝撐起一片天空，延續了明朝的生命，史稱“嘉靖中興”。

　　與張璁在思想學說上有相通之處的王陽明思想，在“議大禮”中是支持張璁的，如贊成皇帝主張“繼統”派的思想與王陽明的學術主張是相近的，參與議禮的“繼統”派里幾個重要人物，多與陽明學派與關，如先后贊同張璁“大禮議”之說的方獻夫、霍韜、席書、桂萼、黃宗明、黃綰等都以“禮本人情”立論，主張要切合實際。其中席書是王陽明的好友，方獻夫、黃宗明、黃綰都是王陽明的學生，霍韜是方獻夫的同鄉。張璁、桂萼、熊浹雖與陽明無直接關系，然陽明私下對其議禮主張則多有肯定。王陽明也十分關注著大禮議大事的發展過程。但做為當時著名的思想家，王陽明沒有參與過程，甚至還表現出相當的“淡漠”和“不以為然”。嘉靖三年，大禮議之爭進入高潮時，王陽明有詩歌三首，隱晦地表明了自己對這場激烈政治斗爭的看法，《碧霞池夜坐》“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夜坐》“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秋聲》“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都是表達出對大禮議的譏刺與不屑。這樣思想與張璁的思想在《詠一》《詠萬》的詩題就可以反映兩人治學的差別。

　　王陽明做事治學，反反復復要的是抓住一個“一”，即萬事萬物在運行過程中的本體，也就是王陽明“心即理”“論良知”這些基本命題。他認為，只有抓住了“一”，在實踐中反反復復做工夫，總有一天會達到不可思議的境界。“心即理”也是議禮諸臣的理論依據。但張璁做事治學，強調一定要在實際的事務當中去行持，要求學者從事而入，探究其中規律，最終由術而入道、由事而入道。正是由于對儒學的本質有著深入的體驗，對禮學的各種問題有過深刻的思考，在其他人還茫然不知所措地面對大禮議時，張璁已經非常敏銳地覺察到了其中的問題之所在，以大無畏的勇氣跳出來與內閣首輔進行論戰，最終取得人生的成功。這就是張璁之厲害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