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會紹

　　我一輩子從事編輯工作，退休后又被甘肅省文史館聘為研究員，一生接觸過方志不少，可是少見像家鄉《沙城鎮志》這樣別具一格的志書，它始終緊扣“以人為本”時代主旋律，聚焦民間；謀篇布局處處突出地方特色，彰顯個性。讀罷眼前一亮，掩卷感觸良多。

　　“以人為本”是推陳出新的時代命題，它上承中華文化“民惟邦本”“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外接世界思潮“人性人權”“人本主義”的時代激流。它是人類生活的終極關注，是我黨65年執政理念的升華�！渡吵擎傊尽贩畲藶樽谥迹�全志以“民本位”取代“官本位”，以人的社會存在形態為主軸，設計了環境、氏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保健、民俗、語言、村鎮、人物等十二卷，凸現“人”的主體地位，顯示地域的自然、社會特色。

　　我們慣稱方志為“官書”，因為是政府主持修纂的。故此修志者易站在“官”的立場上，以“官”的視角鳥瞰一方“官事”，淡漠民事。如我所接觸過的古今方志中，幾乎千篇一律都是以行政區域的“建置沿革”開篇。因為政區建置是官的生存環境：“我屬誰管”“我管誰”。而對老百姓來說，沙城鎮屬永強區或甌海區，龍灣區或“經開區”，都無關要緊，他們照樣春種秋收、生老婚嫁。他們關心的首先是自己安身養命的生存環境，尤其是沙城鎮的環境形成又很有特色——海中浮起。于是鎮志就突破以“建置”領頭的千年舊例，選擇了“環境”開篇，詳述了鎮域形成、孕育、成陸、開發、拓展的過程。百姓的生存環境占了全志的鰲頭(官的生存環境“建置沿革”降格為“政治”卷中的一章)，充分顯示志書的“民本”基調。當前政府的職能已由管理型轉變為服務型了，“官績”要體現在民生中，《沙城鎮志》正是這樣與時俱進地轉型升級為“官修民書”。

　　常說“盛世修志”，那么當務之急是要回頭追索“不盛世”的歷史了。這樣才能保持歷史的完整性，實現修志的“存史”目標。方志界曾流行過“略古詳今”說，“明古詳今”說。若按前者說簡略古代歷史，那就難成“一方古今總覽”(方志名家魏橋先生語)，不是當地“歷史與現狀”的“客觀”“全面”的“記述”了(《地方志工作條例》)。更何況中華傳統文化在屢遭“左”禍摧殘后，劫后遺珠都散落在歷史的塵埃中，“略古”即“略”了傳統文化，豈非煮鶴焚琴、扼斷了中華文脈！正因為如此，鎮志編者項有仁先生認為“明古”說也太消極，古代史料鳳毛麟角，口述歷史鴻爪雪泥，亟須及時、主動地去搶救，不能消極地“明”，而要積極地去“索”。

　　《沙城鎮志》亮出的“索古明今”旗號，很有現實針對性，富有擔當精神。因我們正站在一個時代交叉、歷史復疊的節點上：“親歷”有民國時期、新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改革開放新時期；“親聞”有父輩、祖輩口述的清末民初百年。我們要珍惜時代賦予的這個“今日”機遇，全力去開掘“昨天”那個史料富礦，為后人“留此存照”。正如習近平同志說的：“不忘本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例如沙城鎮社會發展的“本源”是“氏族”，志中就以一卷之容量，詳述了全鎮五個自然村(含15個行政村)自宋乾道二年(1166)災后至清道光年間入遷的項、章、楊、孔、林等24大姓氏的原籍、遷徙史、入遷始祖、發祥地，以及豐厚的氏族文化遺存和村居現狀。“聚族成村”，正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原生態。又如文脈傳承，在“人物”卷中專為明代永嘉學派的繼承者項喬立了“簡傳”，探賾索隱洋洋兩萬余字，又以三萬余字為86位故人作傳，對于當代健在的74位人士，僅以人均百字上了“名錄”。

　　當前方志界的流弊是“千志一面”，如何走出這一困境，讀罷《沙城鎮志》，令人頗有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沙城鎮雖是彈丸之地，歷史不足千年。但方寸乾坤，人文、自然、經緯萬端。感謝編者能牢牢掌握“略同詳異”這一編纂準則，凡“人有我略，人無我詳”地縱橫捭闔，突出沙城鎮的社會、自然、歷史、現狀的個性特征——如大家都在祖傳的土地上耕作，獨沙城人(當然還有其他圍墾區人)要自力更生去“勞動創造世界”。于是志書就濃墨重彩地細述了沙城人步步為堤變滄海為桑田的全過程。

　　修志是我國獨有的文化傳統，薪火傳承兩千年，在眾“志”成林中，綻出了《沙城鎮志》這枚新芽，它所顯示的鮮明時代精神與生動的地域特色，確實教人眼前一亮。